师昌绪：我国生物材料科技前进的脚步

4年一次的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是国际生物材料界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会议，也是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发展状况的一个检阅。去年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会同成都市政府代表团，赢得了2012年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此举标志着我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实力大大增强，已开始步入国际先进水平。

　　早在1997年美国生物材料学会论坛上，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主席冯·雷坎（A.F.VonRecum）便称：“近年来，中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极为成功地登上了世界舞台”。进入21世纪，我国生物材料界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从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七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看，在3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大陆和香港投递论文摘要的作者达107人，占投递论文作者总数的7.5%%，论文总数为122篇，仅次于美、日、英。而今，我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实力和国际影响更是空前增强。2004年，我国赢得了2005年第八次国际组织工程大会、2006年第十九次国际生物陶瓷大会和2012年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

　　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成立于1996年，由蹒跚学步的乳儿到步履矫健的少年，它一直在健康茁壮成长。回望它身后留下的两行深深浅浅的脚印，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起步：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成为国际组织六个奠基成员之一

　　早于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冯新德院士、南开大学何炳林院士、四川大学康振簧教授等开创了我国现代生物材料研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医用高分子。

　　80年代初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建立了生物材料分会，这是我国最早的生物材料学术组织。其后中华医学会、中国化学学会等相继建立了有关生物材料的专业委员会。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生物材料学术组织均未参加国际生物材料学术组织———成立于1980年的国际生物材料学会联络委员会(ILC)。80年代中后期，我国生物材料事业迅速发展，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均将生物材料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并加入国际组织，扩大国际合作交流，以促进我国生物材料的发展。

　　1992年，在柏林举行的第四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上，张兴栋和俞耀庭向当届ILC主席和大会主席提出我国生物材料界加入ILC的可能性。两位主席邀请他们在ILC年度工作会上介绍中国生物材料事业发展情况，后来，全体会议通过两位主席关于中国加入ILC的提议。但是，由于我国生物材料界尚无统一的学术组织，因此只能一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1995年末，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朱鹤荪教授和张兴栋教授找我，阐明了中国应尽快成立一个统一的生物材料学术组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后来，我写信给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潮同志，建议把有生物材料专业的七个一级学会组织起来，建立我国生物材料界统一的对外学术组织。

　　在中国科协主持下，1996年3月，第一届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选举我为委员会主席，卓仁禧、朱鹤荪、俞耀庭、张兴栋为副主席，张兴栋兼任秘书长，委员会办公室设于四川大学。委员会由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金属学会、中国康复医学学会、中国硅酸盐学会等七个与生物材料有关的学会派出代表组成，后来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中国口腔医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也相继入会。

　　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一经成立，立即组织代表团赴加拿大多伦多，申请成为ILC正式成员。当时，朱鹤荪副主席任团长，中国科协国际部组织处处长康金城和俞耀庭、卓仁禧、张兴栋为团员。经过努力，1996年，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终于成为ILC正式成员。

　　在1997年ILC年会上，美、欧等委员建议将ILC更名为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IUSBSE)，并于1998年通过了章程。章程中写明六个学会（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为联合会奠基学会。联合会的权力机构是国际委员会，由各学会派出两名代表组成，除举行世界大会的当年外，每年于美国生物材料学会年会时举行年度工作会议。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派出的第一届代表是俞耀庭和张兴栋，第二届是张兴栋和曹谊林，本届代表是张兴栋和顾忠伟。

　　自1992年成为ILC观察员和1996年成为IUSBSE正式成员后，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每年均派人出席联合会年度工作会议，并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做到在国际事务中“有人、有声、有事”，对提高中国生物材料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做出了贡献。

　　跨步：我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加国际生物材料界的活动

　　在近3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上，中国出席代表、投递论文数、口头报告和邀请报告数成倍增加，且论文学术水平显著提高。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第六次世界大会上，由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主办了专题报告会——具有骨诱导性的生物材料。张兴栋教授宣讲了研究组90年代初发现和提出的“通过材料自身因素的优化设计，可赋予其诱导骨再生的生物功能”。这是24年6次世界大会以来，首次由我国主办的专题报告会，但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去年，我们提出扩大生物材料骨诱导性到对非骨组织诱导性研讨，举办“组织诱导生物材料”专题研讨会的建议，第七次世界大会接受了此建议并举行了四场报告会，并接受了55篇墙报。这表明，我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生物材料组织诱导理论已逐渐为国际生物材料界所接受，并日益产生影响。

　　从1993年开始发起主办两年一次的亚洲（原远东）生物医学材料研讨会，已先后在北京、京都、新加坡、香港和成都举办了6次。2004年在成都主办的第六次研讨会，与会代表近300人，其中境外代表80余人，论文集于瑞士出版，并全部为SCI所收录。

　　1999年，北京组织了国际材联第五次大会生物材料分会，与会代表100余人，包括来自10个国家的国外代表30余人，其中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工程院材料学部主任邦菲尔德（W.Bonfield）教授，牙种植体创始人之一德国斯皮克曼（Spekman）教授，荷兰环境基金会主席德·格鲁特（K.deGroot）教授，欧洲生物材料学会主席皮·雷维尔（P.Revella）教授等国际著名生物材料专家。同年，在北京组织了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大会生物材料分会。

　　2001年，组织了北京国际生物材料会。2006年将在华举办第19次国际生物陶瓷学会年会，此举打破了该学会年会均由美、欧、日、澳大利亚轮流举行的格局。

　　每两年一次的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年会，均由张兴栋等负责组织生物材料分会，每次投送的报告均超过100篇。生物材料分会是整个大会中论文投送数量最多的分会之一，这说明我国生物材料研究十分活跃。

　　自1996年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在国际大型生物材料学术会议中扮演陪衬角色的局面，频繁在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担任重要职务，我国生物材料学者近年来还频繁地被邀请在国外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和邀请报告。1996年，第五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张兴栋担任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年，第六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节目委员会、会务委员会等机构中均有中国代表任职，张兴栋第一次在世界大会中主持了大会报告会，并有5人分别主持分会报告；第七次世界大会张兴栋和俞耀庭又分别担任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和节目委员会委员。此外，欧洲生物材料学会年会、澳大利亚生物材料学会年会、国际生物陶瓷学会年会等国际学术会议中，我国学者担任了科学节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2005年，张兴栋获得“印度生物材料及人工器官学会”授予国际著名生物材料专家的“沙马（ChandraP.Sharma）”奖。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生物材料界国际地位和知名度的提高。

　　同时，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还积极对国家生物医学材料的发展提出建议。1996年，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和两院、自然科学基金委、“863”高技术材料专家委员会一起，成功组织了“生物医学材料战略发展对策研讨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了发展我国生物医学材料科学与产业的建议；1999年主办了第126次香山科学讨论会———生物医学材料与组织工程。

　　奔跑：我国的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会员数量迅速增加

　　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Fellow（会员）是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授予世界杰出生物材料专家的荣誉称号，每4年由各成员学会推荐提名，IUSBSE国际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于次年世界大会上举行正式授证仪式。迄今已于1996年和2000年选举出两批Fellow，总计160人。

　　我国Fellow候选人的提名是很严格的，先有一个提名小组，而后由全体会员投票，在得票较多的学者中，根据提供的论文等资料，最后由提名小组提名，并经委员会全体会议无记名投票决定向IUSBSE推荐的正式候选人。

　　1996年，我国尚未成为正式会员，没有提名资格。2000年，我国提名李恒德、卓仁禧、俞耀庭、张兴栋4人，他们全部入选。去年世界生物材料大会上授予第三批共38人，我国新增曹谊林、朱鹤荪、卢世璧、王身国、姚康德、周廉、顾忠伟、郑振耀8人。这两次提名选举都是在我主持下进行的。至此，我国Fellow总计已达12人，名列美、日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这是我国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水平显著提高的另一重要标志。

　　腾飞：赢得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

　　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已先后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举行过7次。主办如此规模的世界大会对于提高主办国的国际学术地位，促进其生物材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一直成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生物材料科学和技术的综合实力及其在国际同行中的认可度是这个国家能否获得主办权的决定性因素。

　　1996年，我们刚申请成为ILC成员不到1小时便提出在北京举办第七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申请。因为毫无准备，也没显示实力，未获通过。1997年，我们又提出在北京举行第八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建议，但2000年投票表决时正值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一些委员认为我国政局不稳，也未能成功。

　　基于近年来我国生物材料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决定在悉尼召开的第七次世界大会期间，再次争取在中国举行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申办报告经中国科协报送外交部，并转呈国务委员陈至立和唐家璇，后获批准。科技部徐冠华部长、中国科协周光召主席和成都市葛红林市长分别签发了致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国际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李（M.Lee）的支持申办函，同时，我们得到了教育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申办世界大会的支持。

　　为保证第九次世界大会申办成功，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组织了以张兴栋为团长，包括我在内的130余名代表，赴澳大利亚悉尼参加第七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成都市政府郝康理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出席了申办会。郝副市长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并对申办世界生物材料大会在华举办做了庄严承诺。在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联合会国际委员会会议上，经过与韩国生物材料学会代表团的激烈竞争，以5∶1的绝对优势，我国成功地获得了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主办权，并通过了在成都举办的建议。这一喜讯赢得了国际同行的热烈祝贺，华裔学者更感到极大振奋。

　　第九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申办成功，标志我国生物材料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1988年第三次世界生物材料大会，我国仅有不到10篇论文，寥寥数位代表扮演陪衬角色。但是经过近20年的努力，第七次大会我国大陆地区的论文投递数达122篇，名列第四。出席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主要机构中任职，这说明我国广大生物材料工作者的辛勤付出换来了丰硕成果。同时，世界生物材料大会的申办成功也充分表明了国家重点发展生物材料的决策正确。投递论文中80%左右来自“973”、“863”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体现了国家对发展生物材料的大幅度投入所取得的显著效果。

　　总之，我国生物医学材料科学与事业的发展形势喜人。特别应该介绍的是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兴栋教授，他活跃于国际生物材料界。他以在生物材料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并取得联合会成员学会代表的支持。在历届国际生物材料大会期间，一些台湾同行力图造成“一中一台”加入国际组织，张兴栋对此多次严词拒绝并与会议主持人进行交涉。2004年，终于使台湾代表同意用“中国台北生物材料与药物控释学会”的称谓加入国际组织，实属难能可贵。此外，“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是一典型的民间组织，既无经费来源，又无人员编制，以张兴栋教授为主任的“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对发展我国生物医用材料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