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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的治学精神——从顾颉刚致傅斯年的信谈起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10-10  浏览次数:22
核心提示:顾颉刚(18931980)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两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享誉学林,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
 顾颉刚(1893—1980)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两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享誉学林,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几代学者。两人是北京大学同学,目前所知顾颉刚致傅斯年的信共有24封,第一封为1918年12月18日,最后一封为1940年6月11日,这一时期两人关系较为密切。考察其书信中的治学精神对于我们全方位了解顾颉刚具有重要意义。其包含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1918年秋,傅斯年等人在北大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及社会问题为主旨,顾颉刚为首批入社者之一。顾颉刚在1919年8月11日的信中提到杂志改良问题,重要提议便是关注社会状况,“我们要破坏旧社会,不可不先知旧社会的状况,但这种状况没有专载的书,要去参考研究都无从做起,所以我想加添一门,凡是各处、各事、各业、各阶级的人情风俗都征集起来,好在本志销行渐广,这种事只要直书,不必发议论,谅读者易于投稿”。1919年2月21日的信件再次提到学术研究要注重“改造社会”,顾颉刚认为“人生观是创建思想的实质”,所以办杂志、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改造思想”。他对新文化运动十分支持,注重将文化活动推广至社会大众。

第二,集思广益的治学方法。在1918年12月18日信中,顾颉刚就《新潮》杂志的学术风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要是某乙的思想到了某甲的题目里头,就可将某乙的意思去告知了某甲,某甲倘是赞成了,就多一宗正面的理由,某甲倘是反对了,也可以就此驳议,多一宗反面的理由。”这种方法就是集众人智慧,广纳有益见解,好处就是“比较一人单独存思,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集思广益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面对社会上各学派相互攻伐的局面,顾颉刚说:“我想今日的学问界,不应存一体面的心思,争一个我胜你败,全是一是非问题。舍短取长,交互进益。”在1919年2月21日的信中,顾颉刚再次提到了那些对杂志进行批评的学者,在他看来,这些“不肯盲从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些评论是“知识上连络的地方,取长补短最便利的所在”,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第三,诚信恳挚的治学态度。1918年12月18日的信中写道,《新潮》杂志制定学术规范,顾颉刚就此提出了“诚信恳挚”的要求,具体实施可分三条:(1)不要文过;(2)不要存成见去反对人;(3)不要捏造说谎。“用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社会”,只要“态度温愉,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便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四,谦虚谨慎的求知姿态。顾颉刚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幼读“四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1915年便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着深刻领会。但顾颉刚从不自我夸耀。1918年12月18日信载:“我昔尝,以为我对于科学上尚未确实的根柢,明了的观念,于历史上无精细的考索,必不立论公布于社会。我现在距此境界绝远……我学问不好,所以有许多问题在我心中,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的,尚不敢说似乎如此,更不敢说定当如此……我便当虚心请求教益;若有人对于我的话施驳议的,我决当屏弃好胜的感情,澄心的领略一过。”在1919年2月21日信中,他又言自己没有才气,诗文造诣平平,并请傅斯年帮助修改:“你做了人与山遇的好文章,我前天做了人与山离的两首无韵诗,虽是情景俱真,没奈何我没有诗才,不能使他有诗意!写出来请你看看,你说好,同我登出——必须末位——你说不好,就搁起来好了。万勿客气——如肯同我改削尤感。”

第五,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对于期刊的学术标准,顾颉刚在1919年8月11日信中提出“让读者自去比较批评”之法。在1927年1月7日信中,他请求在报纸上发表傅斯年的书信,并特意强调了批评的重要性:“所以弟发表文字,不怕它浅或误,只是怕它隘狭,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评。兄给我的信,虽不自满,但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这便是一件好事。”顾颉刚认为通过读者的指责与批评,方能找出文章漏洞,并借此进行考证、修改,完成学术成果:“我们常有文字发表,自然常有人来谈论,也可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使得它渐近于事实。再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就使得读者看我们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材料一次一次的加多,激起他们的求知识的欲望,能够用正常的方法去寻求知识。”

第六,治学中的新史学理念与国际视野。在1919年8月11日信中,顾颉刚嘱托即将赴英的傅斯年:“你到英国去的时候,常常将极好的史学书代我购买,使我们于编史之前先有极明了之历史观念。”在1919年2月21日信中,顾颉刚希望傅斯年在发文章时,“将西洋各个哲学家的人生观叙述几篇,用适之先生《易卜生主义》之例”。这说明顾颉刚已经开始留意国外的史学研究,并想借助西方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因为要打破旧的学术规范——经史子集的模式,所以他很看重个人笔记、方志等非传统的文献。在顾颉刚看来,这些皆是从事新史学研究的新史料。

在1927年6月27日信中,顾颉刚表现出赴日留学的想法,他对王国维留学日本取得的重大学术成就欣羡不已。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1939)应康选宜之邀来华,田波烈来中国的目的,除游历、讲学外,还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使命。11月中旬,田波烈抵达北平,12月1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陶希圣前往田波烈下榻的北京饭店,就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一事作进一步商讨。在1936年12月22日信中,顾颉刚联名陶希圣向傅斯年表达了“南京设立一个总会”“北平设立一个分会”的想法,并希望傅斯年闲暇之时拟定组织的具体计划。通过顾颉刚以上想法与举措可以看出,他已具有了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第七,治学中的爱国主义情怀。顾颉刚是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亲情、友情,对于家人、友人十分关照。书信中多次描述、表达了这种关怀之情。如1936年3月14日信中记载:“近日心绪坏极,无论想自己,想家庭,想国家,都觉得前途茫茫,自己作不得主。”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表现在治学之中,顾颉刚在1935年10月23日信中写道:“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在民族危难之际,傅斯年联合其他学者撰写《东北史纲》一书,用铁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顾颉刚依据时代需要开始关注边疆史,从历史与道义上捍卫国家利益。顾颉刚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36年3月6日的信中记载:“最要紧的是思想健全,把学童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都告诉他,同时要站在中国的国家民族上说话,引起儿童爱国爱民族之心,并且要暗示儿童晓得怎样创造新的有价值的历史。”

顾颉刚致傅斯年的24封书信包含着两人的性格、习惯与社会交往。作为史学家,他们书信中除了治学精神,还有着典型的生活气息、家国情怀和时代特色,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等目的。顾颉刚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是新史学的重要开拓者,为那个时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些治学精神依旧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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