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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外部环境及影响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11-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浏览次数:27
核心提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从世界经济来看,疫情的短期重大负面冲击已经显现,并正在加速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和治理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演化。在此背景下,国际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大大增加,“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将因此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只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实做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我们就能化危为机,为未来创造更大发展机遇和空间。

未来五年世界经济走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龄化的“三低三高”问题,在疫情的推动下各种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世界经济存在陷入长期低迷风险,并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从短期来看,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出现二战后最严重萎缩和大规模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4%。此次疫情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冲击。从中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很可能陷入低迷。尽管疫情可能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反弹,但其对经济复苏和市场信心的影响终将明显减弱。随着人们防范意识、应对经验及防治能力逐步提升,疫情受到严控或转为常态化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疫情发生之前发达经济体已经深陷“三低三高”泥潭。疫情不仅不能改变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加重了这一问题。总之,疫情过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风险甚高,并将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巨幅波动,其外溢效应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殃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定。

疫情将通过强化反全球化力量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带来深远影响。疫情发生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改变全球化利益分配格局和打压战略竞争对手的图谋,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力量。尽管疫情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了国际合作需求,但各国在疫情防控上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普遍,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需求并没有形成一股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劲力量。同时,疫情还产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力量。疫情引起的部分经济活动停顿,不仅从需求方对企业造成了冲击,还从上游供应方对企业造成了冲击。同时,为降低供应链全球配置脆弱性和降低战略物资可获得性风险,各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助推疫情后的反全球化力量。总之,未来一段时期内,根植于大国博弈加剧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力量极可能会加强。

未来五年世界格局变化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正值世界格局处于深刻调整期,各种力量对比不断分化和调整。疫情的发生和全球蔓延加速了这一进程。未来五年,主要大国或大国集团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治理等领域的力量对比将进一步演化,并主要表现如下:

世界经济格局将进一步呈现出中美两足鼎立态势。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时也拉大了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我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衡量的GDP总量于2014年超过美国,按市场汇率衡量的GDP总量分别于2010年和2019年超过日本和欧元区。尽管各国都遭受了疫情的巨大冲击,但冲击的影响并非均衡分布,并特别表现为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其他主要经济体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更加凸显中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世界政治格局将进一步呈现出多极力量深度分化组合态势。伴随疫情冲击,在不考虑大国之间发生剧烈地缘冲突等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当前“一超多强”格局将加速演化。“十四五”期间,美国仍将是世界首要大国,但其全球政治领导力因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政策和疫情防控不力大幅下降。能否快速恢复盟友对美国的忠诚和支持,将是拜登新政府面临的重大外交挑战。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领导力将继续上升,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力量。由于英国脱欧、社会失稳,外加疫情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加倍努力后欧洲方可实现其心目中的美中欧“三极世界”之愿景。在未来世界中扮演“关键平衡者”角色的俄罗斯,明白无误地展示了自我国际定位及其影响力。随着中美或中美欧博弈加剧,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和因疫情冲击经济快速增长戛然而止的印度,在世界格局中的相对重要性上升,尽管它们在超大经济体之间维持平衡关系并非易事。

世界科技格局将以新兴领域竞争日益激烈为主要特点。未来五年,为谋求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主导权,世界主要大国在以下新兴科技领域的竞争或封锁与反封锁更加激烈:一是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二是以高速运算能力为特征的量子计算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三是人工智能及其与其他技术的融合;四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五是以外空探测为代表的航天科技。与此同时,科技强国与弱国之间的科技鸿沟将继续加宽加深。

全球治理格局将呈现出四种可能情景。一是现存双边或多边、抑或全球或区域体系垮塌,世界各国以邻为壑,甚至进入丛林战争,霸权国家肆无忌惮。二是多边或全球体系全面坍塌或名存实亡,以主要国家之间博弈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区域集团化态势。区域主义本身同时也将进行重组,有些地区合作机制会得到加强,有些会被创立,有些则会被改组,不排除有些将消亡。三是出现两个或多个平行体系,它们以产业链断裂至少是部分脱钩为标志,结果是肢解或淡化了多边体系,其划分标准多重,主要包括对体系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经济体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涉及文明背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四是再全球化进程得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其带来的短期巨大冲击力,让人类开始警醒,深切感受到所有人早就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就是携手并肩巩固、完善和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比较而言,第一种情景出现的概率较低。在后三种情景中,对我国较为有利的是区域合作的巩固与扩展和多边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最终哪一种情景会变为现实,取决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国际环境变化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影响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发展既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未来五年,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带来的主要风险和挑战如下:一是美国新政府联合盟国与伙伴国加大对我国的制衡力度。这些国家联合施压,迫使我国接受于我不利的包括经贸、金融、人权与安全等领域的多重国际新规则,或打造将我国排除在外的不平衡的平行体系,以实现其迟滞我国发展、占领所谓道义制高点、进而长期主导世界的战略图谋。二是全球供应链出现裂痕甚至部分断裂,外部需求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次疫情主客观上均使各国意识到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风险,致使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成为长期趋势。三是国际责任与义务加大。美国将联合西方国家进一步剥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贸合作和利用国际资源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迫使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期待我国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大帮助和支持。四是海外利益保护任务更加艰巨。一些国家及其民众将疫情责任“甩锅”中方。在国外敌对媒体的渲染下,反华排华情绪有可能进一步上升,我驻外公民、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中资企业和国家资产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国际环境变化也给我国顺利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创造了机遇与空间。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疫情冲击快速缩小了中美之间的产出差距并产生强大的惯性,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已有的大市场效应,从而为我国运用市场规模优势构筑良性外部环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是我国抗击疫情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率先实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化,增强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凸显了我国制度优势,提升了我国国际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三是随着经济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提升,特别是我国顺应各国人民对合作共赢的普遍诉求,提出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主张,增大了我国在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完善方面的话语权。四是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在线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加快运用,将持续驱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速成长。五是成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诸项挑战的过程便是化危为机的过程,并特别表现在借供应链调整压力以完善国内产业布局的过程之中。同时,美西方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无疑将成为其推行外交政策的掣肘。

在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前提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能否精准把握机遇成功应对挑战,在相当意义上取决于能否准确把握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

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在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的指引下,我们有能力有信心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各国对合作共赢的诉求,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而让外部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十四五”规划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全面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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